我要说的意思是，现在我们不是孤军奋战。今天上午，我跟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主任在一起开会，我就提出了我的意见，我们要更好的和包括源生坊在内的民间机构协同起来，共同努力来做这些事情。
这位老师（斯朗伦布）说的，就是现在“非遗“保护遇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去考察“非遗”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简单说，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社区文化。今年第四届全国高校区域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襄阳举行。会上我发现，一个节目一出场，你就可以看出它是由哪种文化生态提供支持。在各种生态中，社区文化是相当强大。我们今年第七届“中国传统音乐节”举办了传统文化进社区的微视频大赛。全国一共有513个创意作品，有80多种非遗和传统文化项目参赛。这个活动促使我们思考社区文化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我们想下一届就搞“非遗”项目进社区。
第二种是民俗文化。凡是民俗活动活跃的地方，它的传统文化的生态就很好。换句话说，我们政府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的民间信仰，鼓励我们的民俗活动，我们的“非遗”保护就会显示出多大的活力。
以上这两种文化生态，是相互融合的，在这种生态环境下，“非遗”项目更多的是自娱自乐。
第三种生态就是旅游生态环境。旅游生态环境进来后，“非遗”项目原来的语境和文化功能就会发生改变，“非遗”自身也发生改变，它变成了取悦他人的表演。但这种生态环境，对当下的影响很大。
第四种生态就是校园文化。我们从1999年就提出让每个学生唱一支自己家乡的歌，这个项目2010年获得国际音乐教育大奖。校园是“非遗”保护特别重要的场所，我这里介绍下挪威的经验。在挪威，所有的民间音乐都到每一所学校去表演，每年每个学校至少要有两场，这是他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国策，我们也争取要有这样的活动，我希望“非遗”能够进入学校文化传承的主渠道。
二、“非遗”保护的三个阶段
我们国家“非遗”保护起步较晚。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是提起纯阶段。我们就把民歌收集起来，整理成谱子，弄点录音就完了。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意识到了要传承，要活态传承。“传习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它的问题是它已经离开了它的文化环境。
第三个阶段是传统文化的整体复兴阶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主席带头提出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以后，我们文化研究的尺度放宽，很多过去不主张研究的，也可以研究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做这个“非遗”保护？就是联合起来，抱团起暖。我今天上午还跟云南省“非遗”中心的讲，当代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怎样把所有力量结合起来。
在第三阶段，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民间信仰，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恢复我们原来由乡绅阶层来支撑的民间和社区的功能。这个任务在各位身上。这个阶段的任务要复杂得多。
现在民间话语和官方传统的话语正在拉近距离，这是对传统文化保护有利的现象。比如，我们今年搞佛教的会议。《北京日报》——党报就说，“佛教不是宗教，是人的生命教育”。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他提示了几个信号，第一佛教现在政府是接纳了，第二，宗教还不能接纳。这种话语的变化，要有一个过程，允许政府有一个过程。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基础。
11月份，我们开了一会，首届“华夏乐府”论坛，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乐府，中宣部的王世明副部长也去了，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我们现在所做的音乐遗产的保护，在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板块。我们的音乐歌舞保护好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复兴才能有望。反而过，传统文化的复兴，又为音乐歌舞的保护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昨天那位诗人说的，我感觉到非常震撼。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个人，一遇到我们这些传承人，50步就要敬礼，那我们的“非遗”保护就不再是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