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共读的意义与价值
 

台湾台东大学名誉教授林文宝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先生博览群书，为人古道热肠，最让人钦佩的是——敢讲真话。大陆教师称先生为“阿宝”,这一称呼，既是对先生伯伯般形象的认同，又是他学术地位的象征——两岸语文界的“国宝”。这些年，阿宝老师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两地儿童阅读推广呕心沥血，让人肃然起敬。与我同辈的不少语文人的成长，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阿宝先生的学术思想。

之所以在这里公开和阿宝老师商榷，不是为了叫板其学术观点，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先生请教，进而借此引发大家更多的关注与思考。我想，阿宝老师一定是欢迎这种真诚、公开的讨论的。

以上算是开场白，接下来言归正传。

阿宝老师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教师过度用力，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方向错了，力道越足，离真正的教育越来越远。阿宝老师在报告中，列举了他在中国大陆看到的班级读书会中，教师“用力过度”的怪象，他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样的用力过度、过猛，会让儿童越来越厌烦阅读，越来越恐惧阅读——其实，我在昨天的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张祖庆：警惕新繁琐主义对教育的戕害）。阿宝老师认为，课外阅读，是一件个性化的事，学生应该自己读自己喜欢的书，教师不必强迫他们共同阅读一本书。阿宝老师以教育发达国家为例，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认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不要求孩子共读一本书的。

我被阿宝老师的忧患意识和关爱儿童的情怀深深感动。一位语言学者、教育专家，如果不是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儿童的人道关怀，他是不会如此率真地表达这样的观点的。

敬重归敬重，对于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我还是想不揣浅陋地与阿宝老师探讨。最核心问题，就是关于整本书共读在当下中国小学语文课上的必要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阿宝老师的认识略有偏差。我想从以下几个维度，和阿宝老师商榷：

第一，从两国阅读的基本国情分析出发。

2012年4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在北京公布调查结果，2011年，中国国民人均阅读为4.35本。同年，一份来自网上的阅读数据显示，这一年，以色列人均64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这两组相差悬殊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两国国民的阅读起点和阅读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规定，小学阶段，学生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而我在不同的文献中检索获知，美国的孩子，每年阅读量平均至少超过100本书（保守统计，平均每本书五万字，一年至少达到了500万字）。也就是说，美国孩子一年的阅读量，是中国孩子六年总量的三倍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有必要对阿宝老师的观点重新审思。美国的孩子，因大部分家长及周围人阅读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孩子们自小得到很好的阅读训练。他们在大量阅读中，自然而然地掌握了基本的阅读方法，形成了基本的阅读习惯。因此，美国的语文课，教师更多地把孩子们放到图书馆，让孩子们各自读喜欢的书。教师组织孩子们以展示研究成果的方式，分享他们的阅读心得。

其实，美国的语文课，也并不排斥共读的存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曾经阅读过那个耳熟能详的关于《灰姑娘》的讨论。这，不就是共读吗？没有共读，何来讨论?也许，你会说，这这是共读一篇文章。其实，共读一篇和共读一本，有本质区别吗？其实，在美国，教师组织班级读书会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有很多老师和教学专业机构会编写专门的teaching guide，在网上免费或收费下载。从这些导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实操都是必须由老师来执行的，形式无疑都是班级共读的方式。为了配合和鼓励班级共读，美国出版界有时会专门推出带teaching guide的特别版本。我们熟知的ibby为鼓励全世界推广青少年阅读的行为，特别设立了“ibby 阅读推广贡献奖”。首届获奖的是一位西班牙的女老师，她最大的成就是在班级和青少年中实践并丰富了读书会的形式和共读策略，并因此写就了《读书会的75个作战方法》。该书不仅仅在西班牙，也是日本教育界广泛适应的阅读指导用书。加拿大、韩国等国家，整本书共读，也是一种常态。

反观中国的孩子，学业负担沉重，无论在学校还是家里，根本不可能有整块时间泡在图书馆里，阅读的兴趣、习惯、策略，都需要教师着力的引导与培养。因此，在当下中国，还是很有必要在教师带领下，从课堂集体共读开始，逐渐走向课外的自由阅读。

第二，作为课程目标与内容的阅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大量阅读，是课标的应有之义。这里的阅读，我想应该既有自由阅读，也有共同阅读。过去，我们把学生的大量阅读，界定为“课外阅读”——课外阅读，往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自觉程度和家长的监督力度——事实上，在学业负担如此沉重的今天，大部分儿童业余时间不是在上辅导班就是在上辅导班的路上，加上唾手可得的各种电玩、游戏的干扰，自觉阅读，也许是一种“想起来很美”的乌托邦；作为监督的家长，更是把大量时间花在刷微信、追韩剧上。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下，“课外阅读”的推进，很可能成为“梦幻泡影”。

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课程目标的实现，还是要有赖于教师的主动作为。而教师的作为，有两种选择：一是效仿美国教师，把学生带到图书馆，以放羊式阅读为主，适当组织讨论为辅；二是精心选择书目，师生共读，在共读中，培养阅读方法，训练阅读策略。从当前中国大部分小学的图书馆条件和课程实施的自由度来说，带进图书馆自由阅读，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少数学校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在教师的带领下共读一本书，应该是目前中国学校和教师比较靠谱的选择。

第三，共读对人成长价值的审思。

韩国法顶禅师在《活在时间之外》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人不是从母体中出来就成为人的。那时只有动物的年龄，却没有人之为人的精神年龄。必须经历某种相遇，人才能成形并成长。这个相遇，既可以是人与人的相遇，也可以是人和书的相遇，或者是人和思想的相遇。相遇意味着睁开眼睛，于是生命的枝干拔地而起。”

从精神相遇的角度来说，整本书共读，就是教师、家长、学生、作者、编者共同体验当下与奔赴未来的美好相遇。在这样的相遇中，大家共同沉浸在一本书中，通过不断的阅读、阐释、碰撞，编织共同的语言密码和精神密码。人，因不同经历、经验、个性、理解力，对同一本书的发现与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通过分享各自的阅读感受，极大地丰富了这本书的内涵。一本书的意义，就是在这样的共读中，走向丰满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师生在一次又一次共读中，不断地在书中相遇。儿童，在共读中，遇见了可亲可敬的老师；老师在共读中，遇见了善思乐学的孩子们。这样的共读，让彼此更加信赖。这样的遇见，不仅仅是师生的遇见，还可能是师生与作者的遇见。基于互联网的共读，还能遇见远方的阅读导师和阅读伙伴，有的甚至可以成为一辈子的朋友。这样的阅读，也应证了萧伯纳的“苹果——思想互换论”。整本书共读，在富有仪式感的共读编码中，让阅读庄严而美好，这份庄严与美好，会成为师生的集体记忆。因着这份美好，也许孩子们从此爱上阅读、享受阅读。

第四，阅读策略是需要系统训练的。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只要学生愿意读书，就一定能学会读书。这话对，也不对。就像我的游泳本领，是小时候自己学的。小时候，没人管我，长期泡在池塘里，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游泳。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是不需要教的——读着读着，就会了。但是，我发现，因为从小缺乏正确系统的训练，我的游泳姿势是错误的——狗刨式，长大后，再去纠正，就难了。阅读，也是如此。我们要鼓励儿童自由阅读，但也要对他们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

长期以来，我国阅读教学的主流理论是叶圣陶先生的观点，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精读是准备，略读是运用。叶老的观点当然没错。但是，当进入信息时代，这种理论受到了挑战。当今时代，读得快、读得多有时候比读得精细更重要。沈大安先生曾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觉得略读除了以精读为基础外，还需要培养学生专门的略读技能。”的确，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精读课上学到的方法，在略读课上或者课外自主阅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精读是准备，略读是运用”的观点进行重新的审视。

温儒敏教授曾经在《给部编版教材编者的一封信》中提到——“要将精读和略读的区分度加大，略读不只是比精读简单，而是承担精读未能担负的那些功能，比如试验和练习浏览、检视、快读、猜读，而精读课中这些方法是很少的。”可见，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光靠语文课本上的几篇课文，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得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在读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训练常用的阅读策略——预测策略、统整策略、寻找找重点策略、连接策略、图像化策略、对比策略、启动先备知识策略、自询策略、重读策略等。而这种训练，主要靠班级授课制，在课堂上共读一本书的过程中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师生共读一本书，是培养学生阅读策略的凭仗和依托。

第五，师生共读并不妨碍自由阅读。

我们倡导师生共读，并没有限制学生的个性化阅读。师生共读，好比中式桌餐，大家享用的是共同的美味佳肴（其实，这种共同享用一桌菜的过程，也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胃口，有选择地吃的，这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阅读”吗？）；个性化阅读，好比是西式自助餐，根据自己的饮食喜好挑选各自的钟爱的食物。在课堂上开展师生共读一本书，并没有剥夺与限制儿童回家以后的自主阅读。尤其是阅读能力强的孩子，会选择共读书目以外的大量的书来阅读。

而且，师生共读中学到的阅读策略与方法，可以在自主阅读的过程中得到实践、巩固，而这种实践，会进一步反哺课内的师生共读。“师生共读——自由阅读——师生共读——自由阅读……”这，才是良性循环的阅读生态圈。

当然，阿宝老师最担心的，恐怕是在师生共读的过程中，教师太过用力，伤害了儿童的阅读热情，让儿童对阅读抱有戒心和恐惧心。如此，儿童连课余的自主阅读兴趣也荡然无存了。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但，我们不能泼洗澡水的同时，连同婴儿也泼掉了。

整本书阅读在实操中出现问题，我们并不表示整本书共读有问题。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问题。

综上所述，我以为，在当下中国，师生共读一本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当然，要适度控制次数，而且不要搞太多复杂纷繁的阅读作业。思维导图也好，任务单也好，只是介入阅读的一种方式，但不要将“介入方式”作为重中之重。一旦把阅读搞得太复杂，就变成了负担和伤害。其实，我们最需要要讨论的，是如何提高班级共读的实效性和长效性，而不是要不要共读的问题。

至于读基本，读那些书。我想，老师带着学生一学期共读2-4本，应该是合适的。有些书，可以老师推荐给学生；有些书，可以由学生共同讨论确定。
        以上，是对阿宝老师关于“不倡导班级共读”观点的正面回应。期待得到阿宝老师的教正和朋友们的讨论。

作者简介：张祖庆（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小学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