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应当有着仪式感，尤其是语文课。

　　首先想到陈寅恪。陈先生每次上课，都是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等待着上课。他也听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了一个字，都必须停下来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4年12月12日清晨，成都雾浓阴冷，陈先生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女儿赶紧通知学生今天的课不能上了。失明之后，他仍坚持上课，不过，教室改在家里的大阳台上。

　　课前，陈先生坐在书桌前，安静地等待着。上课的时间到了，助手黄萱摇了摇铃，陈先生立即起身，离开书桌，换好长衫，拄着拐杖走到阳台，摸索着坐到黑板前的藤椅上，开始上课。过去，讲到激动处，陈先生便会闭目良久。失明之后，他总是睁大眼睛，望着前方……

　　是的，上课是一种仪式，它与节目的仪式，与开会的仪式，与大典的仪式一样，价值意义都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上课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上课，课堂，教学，课程，使命是传承人类的文化，发展人类的文化。

　　文化，本身是神圣的，传承、发展文化更是神圣的。这种仪式感，首先是种责任感，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堂课，扎扎实实地教好每一堂课。

　　这种责任里透射出的是使命感：在我的课堂里让学生透过知识，生长智慧，激发理想，滋养心灵，学会做人，挺起民族的脊梁，担起关心世界大事的责任。这样的使命感，必然又充溢着对文化的尊重，培育学生的文化自豪感、自信心和文化自觉。上课的仪式，实质是文化的仪式。

　　上课的仪式感，在当下尤为重要。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里说，总有人想把看电视的方式用到课堂教学中来。波兹曼严肃地指出，这是娱乐化的方式。

　　紧接着他又说，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家、一种教育理论说，教学不要生动活泼、有趣的，但绝没有一个教育家、一种教育理论说，教学要娱乐化的。最后他严正地指出，人类消亡，不是他所憎恨的东西，恰恰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显然，娱乐化缺乏神圣感，缺乏对文化的尊重和敬畏。这种追求娱乐化的教学现象多多少少是存在的，我们需要警惕，让教学具有文化的仪式感。

　　除要警惕娱乐化，还要警惕教学的随意化。随意备课，甚至不备课；随意上课，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就讲到哪；随意布置作业，想布置什么就布置什么；还有随意调课，不准时到课，随意以训责学生来代替上课……

　　这些现象，日常教学中也是多多少少存在的。这哪里还有什么仪式感呢？责任感、使命感、庄重感到哪里去了呢？

　　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深化，否定所谓的权威，让学生主动地、生动地学，但决不是否定仪式感，更不是否定教学必要的礼仪，必要的规则，必要的秩序，必要的神圣感。

　　让仪式感回到课堂里来。仪式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的教育。